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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把最好的阅读融入最珍贵的童年******

把最好的阅读融入最珍贵的童年

——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现状调研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编者按

　　童书是儿童读物的总称，它不仅关系到下一代健康快乐成长，也是文化消费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童书兼具文学性与艺术性，不仅有利于提升儿童的艺术审美能力和语言文字素养，更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童书大时代。伴随着家庭对儿童教育的重视，从实体书店到各大电商平台，童书销量飞速增长。与此同时，因童书繁荣而衍生出的亲子阅读馆、阅读推广人等也与日俱增。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原创图画书兴起，众多儿童文学家、绘画工作者争相加入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创作行列。部分描绘儿童丰富情感、展现中华灿烂文化的优秀作品已具有跻身世界舞台的水准和影响力。光明日报记者会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画书创作研究中心，对近年来童书领域的新特点、原创图画书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梳理研究，并提出思路对策。

《团圆》文/余丽琼  绘/朱成梁

　　“快过年了，想让孩子好好感受一下我们的传统民俗文化。”临近春节，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姜女士为记者展示了她刚为孩子购置的各类“中国风”童书：从神话传说到民俗科普，从立体剪纸到布艺拼接，一个个憨态可掬的生肖形象、一帧帧晕散交融的水墨画、一张张生动夸张的京剧造型……让在一旁阅读翻看的孩子十分兴奋。

　　如今，为孩子购书“阅读”已成为最有价值感的假期礼物，而中国原创童书也成为越来越多孩子的选择。那么，中国童书，尤其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原创图画书有何新特征？发展中还存在哪些短板？如何探寻突破的方向和路径？

　　1.中国童书的“黄金十年”与原创图画书的兴起

　　五彩斑斓的图画、引人入胜的故事、新奇多样的版式……如今，当家长带着孩子走进书店、打开电商购书平台时，琳琅满目的童书专架、层出不穷的推荐榜单，让家长和孩子有了越来越多的阅读选择。这背后，正是中国童书行业近年来的“井喷式”发展。

　　童书出版蓬勃发展 儿童阅读迎来春天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童书发展迎来了“黄金十年”，连续多年的年均两位数增长，既让其成为中国出版的“领涨力量”，也助力我国跨入了“世界童书出版大国”行列。资深童书出版人海飞表示，当前全国580多家出版社中有550多家出版童书。中国已成为一个年出版4万多种、品种世界第一，年总印数8亿多册，拥有3.67亿未成年人读者，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有着友好出版交往的童书出版大国。

　　2021年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0~17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3.9%，其中0~8周岁儿童家庭中，平时有陪孩子读书习惯的家庭占73.2%。姜女士告诉记者：“我每天都会陪孩子读至少半个小时的书。”正如报告数据显示，亲子阅读已成为低幼孩子家庭的重要活动之一。

《百鸟羽衣》图/文 蔡皋 

　　“中国好书”精品迭出 原创童书比肩世界

　　进入新时代，为促进精品图书的出版，除了“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奖项外，中宣部出版局还专门设立了鼓励中青年作家原创的“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海飞认为，“多出好书，多出精品图书，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成了新时代童书出版的重要风向标”。许多少年儿童出版社把目标聚焦于“做强主题出版”，一批富有时代特色、内容丰富多彩的优秀主题出版物，如《我们的母亲叫中国》《丝路百科》《资本论（少儿彩绘版）》《共产党宣言（少儿彩绘版）》等受到青睐。

　　我国童书的优秀作品，正在和世界一流童书比肩——目前，已有蔡皋、朱成梁等多位画家获得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2016年，中国作家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2018年，画家熊亮入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短名单；2016年朱成梁凭借《老糖夫妇去旅行》获得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插画奖……

《荷花镇的早市》 图/文 周翔

　　新手爸妈热衷“绘本” “中国风”图画书悄然兴起

　　“虽然我们不在一线城市，但跟着电商榜单、育儿大V购书，和大城市的孩子们读的书一样。”家住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的赵女士，和身边众多80后、90后父母一样，非常看重亲子阅读，从孩子出生到现在，每逢电商图书打折季，频频为孩子“囤”绘本。

　　图画书，也称绘本，是一种文图共同参与叙事的儿童读物形式。由于以画为主、装帧精美，成本也较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童书市场上很多消费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但随着先进的阅读观和教育观深入人心以及我国家庭购买力的迅速提升，图画书的引进和原创，已成为童书发展的新亮点。

　　“中国已不只是一个巨大的童书市场，而且正在成为原创图画书的重要来源地。”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说，当前，中国原创图画书出版之风正盛，作家和画家的创作热情高涨。此外，中国图画书的评奖机制也在不断完善，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图画书时代奖……与国际上历史悠久且知名度较高的图画书奖项相比，中国原创图画书奖项设立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

插图选自图画书《中国》 于大武著·绘

　　2.中国原创图画书创作要攀上高峰，更要补齐短板

　　2021年7月底，“2021中国童书博览会”在京开展，博览会上，作为国际上最高水准之一的博洛尼亚插画展，吸引了家长和小朋友们的目光——戴礼帽的小鸟、安徒生笔下的雪皇后、朝着大海呐喊的小女孩……一幅幅优秀图画，用幻想带着色彩起飞，为孩子们打开了无边的想象世界。展览上，有家长感叹：“这些图画不是文字的附属，而是一幅幅优秀的艺术品。”“希望国内也多一些这样的作品！”

　　图像叙事亟待重视 跟风粗制乱象频出

　　“其实，我国图画叙事的传统可谓悠久，带插图的蒙书出版也早于西方。”国家图书馆少儿馆原馆长王志庚，以1955年出版、已在全球有着40余个改编本的图画书《萝卜回来了》为例，撰文分析了中国原创图画书全球化传播的情况。

　　但为何我国图画书始终没有走出“以文为主，以图为辅，图文并叙”的藩篱？王志庚认为，同一个故事改编成众多语种的图画书，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文字，“图像叙事”是根本。“在我国，以往的图画书以图配文、灌输道理、传授知识的较多。”长期致力于儿童图画书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表示，中国目前出版的图画书多是文字作者和图画作者合作完成的，图文合一作者不够多，导致有些作品在图文合奏、图像叙事方面完成得不甚理想。

　　近些年，我国原创图画书时有精品出现，但也有一些盲目跟风、粗制滥造的乱象。在一次研讨会上，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蒋风介绍了他近些年的观察：有的图画书盲目模仿西方；有的作家创作时主题先行，往往找一个好人好事来编织故事；还有一些作品重复引进，个别图书在五年中就出了十二个版本……原创能力不足、重复出版、跟风出版、杀价竞争、IP储备以及服务支撑能力明显短缺等，都成为制约我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短板。

　　网络荐书商业气息浓厚 原创经典难被发现

　　“刚开始买图画书就是跟风买网红推荐的、销量高的，有时候也去抢购直播平台上的低价书。”姜女士坦言，这些购书经历让她碰到了不少质量低、与孩子年龄段不相符的图书，也让她慢慢形成了国内图画书大都“硬讲道理、缺少创意”的印象。但近两年，她在图书馆和专业阅读机构的推荐下，接触了不少国内经典原创图画书，为孩子带来了很多阅读中的惊喜。

　　随着我国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及童书市场的持续升温，困扰家长们的，早已不是“无书读”，而是“选书难”。于是，迷茫的家长们开始参考国内外奖项、育儿大V推荐，甚至是网络主播、团购平台推荐等。“2021年少儿绘本市场中超过六成的销量来自引进作品。”开卷最新调查显示，引进图画书依然是市场的主力军，而系列图书和套装图书的知名度相对更高，获过国际大奖的图画书更易获得家长的青睐。

　　图画书在中国虽有逾百年历史，但直到2000年左右引进了一批经典外国图画书后，现代意义上的图画书才逐渐流行开来。“中国孩子的童年需要阅读多样文化的图画书，更需要阅读中国自己的图画书，以中国文化滋养童年、陪伴成长。”在陈晖看来，一批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风貌的经典原创图画书，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艺术传统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和突出优势，但由于推广不到位等原因，很多家长并不了解。

　　“儿童视角”常被忽视 行业人才参差不齐

　　“你是否学过文学创作？有过专业插画的经历吗？”“都没有。”调研中，记者接触到两位在国外学习设计的学生，没有相关的学习经历和实践经验，仅仅是因为看到了童书领域的“商机”，毕业回国后就立即投身于此。

　　随着童书行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许多不具备专业素养的从业者急于投身这一行业，导致原创图画书发展参差不齐的现象频出。“‘发现儿童’是图画书创作、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理念，如果创作者童年文化认知偏差或童年观淡薄，都会造成原创图画书品质的下降。”陈晖认为，童书创作并不是低门槛、高收益的工作，创作者不仅应具备文艺创作的基本素养，还应真正地“发现儿童”。

　　“图画书以图为主，文字很少，看似简单，实则包罗万象，内涵很深，需要作者有细腻的生活经验、丰厚的审美素养，并能洞悉儿童的认知特点。”图画书作者含含（原名韩娴）表示，深入理解图画书的特质是创作优质图画书的前提。作为《我爱你，中国》科学家系列图画书的创作者之一，从深夜研读黄大年的报告文学到与学者探讨形成情感共鸣，从考证还原现实场景到频频拜访科学顾问，含含数易其稿、反复打磨，而她之前的图画书创作更是历时数年之久。

　　海飞也呼吁：“出版业工作者要实事求是，理性发展，不要过度宣传，过度市场化；作家写得慢一些，画家画得精一些。”

　　3.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未来之路该如何走

　　调研中，多方专家学者表示，经过多年实践，中国原创图画书已取得了长足进步，未来应在创作实践、阅读推广、理论建构以及评价标准等方面寻求更大突破。

　　提升创作者与编辑的综合素养，致力于图文合奏创作意境，助推原创图画书迈向兼具“民族”与“世界”魅力的国际化发展之路

　　“要想走好图画书的中国化、时代化、国际化的发展之路，需要把握原创图画书的创作立足点。”海飞在采访中表示，既不要生搬硬套，过度崇洋媚外，又不要过度食古不化，缺乏时代气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通过图画书，向外国读者讲好时代化、国际化的中国故事。

　　资深出版人、编审刘蕾表示，图画书的创作在把握立足点的基础上，作家与画家的合作尤为重要。“一本好的图画书一定是多方合力而成的：作家、画家、编辑缺一不可。”她认为，图画书的文字要简洁洗练、表意精准，为画面预留足够的表现空间。而图画书的画家则要从故事主题和立意出发，选取适宜的场景去表现文字，力求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图文合奏创作意境。

　　针对“目前原创图画书中图文合一创作者较少”的状况，刘蕾认为，随着图画书理念的普及和深入，未来会有部分图文合一的创作者从画家中产生。正是由于自身的创作经历，含含特别呼吁在未来的人才培养上，吸纳更多复合型尤其是理工科背景的画者，为中国原创科普图画书的发展助力。

　　而承担着“寻找故事、呈现故事和推广故事”重任的编辑，更是黏合作家和画家的“第三方力量”。编辑对图画书本质、儿童心理及图画书市场的了解，良好的文字和图像审美能力，对图画书的完成度及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该群体应在不断学习中提升专业度。

　　学校和阅读推广机构应加大对优秀原创图画书的推广和应用

　　202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委托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织来自学前教育、儿童文学、插画、思政等专业领域的百位专家，遴选出347种幼儿图画书，其中中国原创图画书占比78%。此外，国家图书馆少儿馆《原创100——中国原创图画书核心书目》系统整理和收录了我国自2000年以来出版的原创图画书。这些书单为学校和家长有针对性地选择符合儿童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的图画书提供了参考。

　　国家图书馆少儿馆“文津少儿讲坛”和“低幼悦读会”负责人殷宏淼表示，学校和相关社会机构可以此类榜单为范本，促进原创图画书相关课程的研发和应用，通过教师师资培训、亲子阅读指导等多种途径，体系化推广中国图画书阅读教育，让多元丰富的中国原创图画书真正走进课堂、走进儿童的日常生活，让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

　　随着儿童对图画书阅读需求的增长，殷宏淼表示：“培养真正理解图画书性质、具备专业图画书讲读能力的教师以及相关从业人员，也是推广原创经典图画书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文化传承中树立中国图画书的理论体系和评价标准

　　当前，国内的学术刊物时常发表儿童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许多文学类报刊也为儿童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研究开辟专栏，但相对而言，原创图画书研究成果的发表阵地还有待扩展。

　　“在原创图画书的研究方面，应深刻把握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性质和特点。”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毕海表示，原创图画书的“中国性”和“民族性”，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画书理论话语体系的重点。

　　图画书作家、编辑周翔认为，中国的色彩美学与西方有本质不同。西方的颜色醇厚浓烈，东方的颜色温润顺平。因此，对中国原创图画书的研究要充分借鉴中国传统美术、文学、艺术设计等学科的理论资源，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更为学理化的研究。

　　此外，针对中国原创图画书的评价标准，陈晖强调，既要把握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又要关注中国故事与中国元素的表达方式。在向世界各国的孩子讲述中国故事时，要避免将其概念化、简单化及表面化，避免集中指向民俗风情，流于固化的中国符号，要以图画书的话语方式表达中国文化，让图画书中的中国元素、中国风格与时俱进。

　　（光明日报记者 白雪蕾、陈雪）

　　（调研组成员：王一典、谢喆）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7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